引言：王侃的偏识
我与王侃君，有过一面之交。多年前，一起参加了“张炜与中国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后，收到他惠寄一本诗集，方知他还写诗。从那以后，几无联系。直到最近，读了他的几篇文章，不禁“耸然异之”，才又重新认识了写评论的王侃。
王侃多次发文评论张炜，术业颇有专攻，治学亦有止境：在其专攻张炜的时候，他对张炜的阅读早已“终结”了。更有意思的是，这种终结竟如死机重启：许多年后，面对御风而飞的庞然大物，他又想起从前的“逆向阅读”，进而满怀热情地“识”起了张炜。于是，断续“祭出”多篇雄文，给张炜扣上了一大堆不堪其重的帽子。
从2003年至今，张炜仅长篇小说就新增十余部，总量逾两千万字。王侃君却搬出积压多年的刻板印象，研制了一份迟到的判决书，将他的研究对象裁断为“‘保守’甚至‘反动’”的“‘返魅’式写作”。并且在不同的研讨会和刊物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化他的偏执论调，好像非要把这个“保守的异端”盖棺论定才肯善罢甘休。一个拒绝阅读张炜的人，却热衷随喜张炜研讨会；一个“站在儿童文学门外往里望的汉子”，却大谈特谈儿童文学。这种分裂的表现，正如他用来形容张炜的“莫比乌斯带”：他眼见张炜“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和作家中的翘楚”，又不惜动用“反动”“异端”“投名状”这样的诳语戾词为其加持。这样的辞令和文风，不免让人惊诧莫名，难道文学批评竟沦为文学批斗了吗？
此等充满谬见的文字，不仅损伤文学应有的尊严，而且潜藏不可低估的敌意与危害。鉴于此，特作文以驳王侃，以正本清源，捍卫批评之精神。
一、文学批评岂可脱离文本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即便寻常的读后感，也须先读原著。然而王侃君却能不做功课而出“成果”，其学术含量可想而知。当然，他并非从未读过张炜。就其立论靶向与援引文献来看，多少翻过几本书。只是他的“张炜今识”仍为陈年旧账，而且是一笔糊涂账。从他对作家作品及言论的转述来看，要么偏离原著，要么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仅凭一点模糊的印象，他就绘出了一幅大谬不然的画影图形。
下面不妨一探他的“科研”现场：看其如何炮制出“道德（理想）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原始主义”“二元思维”“返魅冲动”“乌托邦冲动”等一大堆莫测高深的政治社会学概念，又如何把文学研究成了非文学——生生把小说肢解成了骇人的尸块。
《古船》的读者应该记得，小说快要结尾时，主人公隋抱朴终于“永远地离开了河边的老磨屋，自荐担任了粉丝公司总经理”。他为何临危受命？侃君给了一个“完满”答案：
隋抱朴之所以在长时间的蛰伏和沉默之后，突然挺身而出参与粉（此处缺一“丝”字——笔者注）厂的承包，参与“改革”这样的现代化转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洼狸镇的粉丝产品进入了全球贸易系统，而对洼狸镇粉丝这一个民族品牌的捍卫，使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某种责任。
为什么他后来突然挺身而出呢？那是因为，粉丝厂的粉丝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无可挽回地进入了全球贸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粉丝是要被卖到国外去的，这个时候隋抱朴突然意识到，他有责任保护这个民族品牌。
他出山的契机是这个企业的粉丝出口到国外，被认为品质不好，遭遇退货，他才决定出任厂长。
以上三段引文，分别出自三篇套改文，足以说明同一材料也可供其终身受用。学术研究的首要前提是材料真实。然而，侃君出示的却是假证——隋抱朴走出磨屋，竟是因为出口粉丝遭遇退货？这种说法真是匪夷所思。《古船》我曾读过很多遍，何曾见过粉丝被退货、捍卫民族品牌的情节？
谨慎起见再去查阅《古船》，小说确是写过“几万斤出口粉丝被外贸部门查封……只能降价内销”，但是压根没有所谓粉丝出口到国外被退货之说。虽也写到地方领导特别强调“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国际信誉，影响整个的粉丝出口业”。但那是在隋抱朴出任总经理之后。在此之前，隋抱朴固然看重“国外都知道白龙牌粉丝”，也担心“白龙粉丝在国际上的声誉一跌再跌”，但是这种看重和担心跟他决定“从老磨屋里走出来”几乎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隋抱朴这个“像个死人一样”的“窝囊废”，是因为遭遇了太多的苦难挣扎，才一直蹲在老磨屋里思虑“过生活”的根本，甚至为计算一笔烦琐的“巨账”心力交瘁。他最后挺身而出掌管粉丝大厂的初衷，纯粹是为了牢牢抓住这个“镇上人的命根子”，“再也别让哪一个贪心的人夺走了它”。他是在公义与私仇，理智与情感，信仰与犹疑的摇摆抉择中，终于打破了宿命的死局，克服了祖传的“怯病”，成了“勇敢”“强壮”的人，更成了当代文学史上卓具典型意义的“这一个”。
由此可见，王侃所说隋抱朴出山的“因”——纯属子虚乌有，他所推出的“果”——自然大谬特谬：因为赌定了隋抱朴追从了一种宏大叙事，再联系到小说渲染的国际形势，论者终于为一只笼子寻到了一只鸟儿：
“这一切都是张炜在渐露峥嵘的全球化语境里对‘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情绪和意志的隐微表达。正如张炜以‘保守’赢得‘前卫’的悖论式逻辑一样，张炜也让洼狸镇、粉丝厂和隋抱朴在参与现代性的经济变革和现代性的全球化大潮时，祭出了‘民族’或‘国家’的身份标识，通过参与全球化而拒绝全球化。”
我们可以说隋抱朴勇担重任确乎出于某种道义，但是这种道义绝非“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那么简单，它关系到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更关系到复杂的人性，远非一个什么“主义”所能概括的。然而，王侃仅凭粉丝的“出口”“国际信誉”就扯向了“全球化语境”“全球化大潮”“现代化转捩”。难道他不知道，隋含章编织的玉米皮草辫也是用于出口的，更何况洼狸镇做了几百年粉丝，隋抱朴的祖辈早已把粉丝卖到了国外？按照侃君逻辑——“‘出口’意味着中国加入全球贸易市场，意味着全球化的浮现。”——那么这个百年品牌早已成为“全球贸易系统”的一部分，简直就是全球化的老祖宗呢。再说，全球化难道就不存在“倒缸”问题，难道就不需要擅长“扶缸”、经营有方的业界能人，就不容忍不与宏大“主义”同构的个人主义？一百年前的企业主，是否也要借助乔装改扮的“民族主义”混入全球化，甚至成为所谓“通过参与全球化而拒绝全球化”的奇特物种？
为什么某些评论家总喜欢耍弄不明所以的杀威棒，要把元气充沛的文学书写“理解”成干巴巴的术语教条？显然，王侃之所以如此谬读《古船》，为的就是坐实对作家的“文化症候”进行价值诊断：“张炜的另一个二元结构项：全球化/民族性。毫无疑问，张炜认同关于全球化的这样一说：全球化是现代性在世界范围的全面而持续展开。自然，张炜对这样的全球化抱有敌意，从而他也很自然地拥抱民族性。”为了印证张炜“认同全球化”，侃君在《古船》中找到了国际贸易；为了印证“张炜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立场鲜明”，又把隋抱朴定性成了“一个与世俗的进步、发展命题相对而立的保守的知识分子”——“他以加入全球化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的微妙身份汇入全球化的大势。”呜呼哀哉，为了把鸟儿请进笼子，侃君顾生吞活剥，简直把作家作品晾制成了风干的标本。
通过以上对证辨析可知，王侃声称不读张炜，当属实话。我们或许可以相信，他是读过《古船》的，但是这种读恐怕只是浮皮潦草的浅读，或是只取所需不计其余的点读，甚至有可能是不管不顾远离文本的胡读歪读。一部《古船》何止千头万绪，他只记得“隋抱朴当厂长”这一丁点儿的事，还给关键人物披上了“民族主义”的外衣。难道这只是遗忘性差错？如此，我们只好善意地怀疑，在其运笔“今识”的时候，扒拉的还是十几年前的阅读遗骸。就其仅有一处引用第9页原文即可想见，他在搞“科研”时，或许第二次翻过《古船》，但也仅限翻翻开头，至于全书，未必好好通读一遍。否则，怎可能连基本的内容复述都不过关？
顺带一提，某酷评家为了“唤醒张炜”，竟将外界对《爱琴海日落》的评价，悉数归于《不践约书》。这种连二手报道也未加核实的言论，却能收割大批拥趸。至于其真实性，显然没人在意。批评的实质在于“认清对象的真相”。阅读作品以求真相，应是批评者的基本义务。遗憾的是某些批评者不仅背离真相，也背离文本，直把“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变成了“好坏任我说”，把“剜烂苹果”变成了“把苹果剜烂”。批评理应增益于作者，这种不读作品而妄加指摘的所谓批评，又有何益可言？
不学诗，无以言。毫无疑问，阅读文本，应当是文学批评铁定的底线。不认清文本，枉为批评家。大先生当年曾热情召唤“刻苦的批评家”，可是现在看来，或许更需要的是刻苦读书的普通读者，而非夸夸其谈的空头批评家。
“一个没有立场的人必须保持沉默。”这是本雅明为批评家拟定的十三戒条之一。在此，可以附议一条：不读书的聒噪者，更应保持沉默。
不读原著而自恃完满的批评家，可以休矣。
二、文学批评怎能缺乏修养
批评不可以没有阅读。王侃自然也是读过张炜的，否则也不可能完成张炜对他的“热烈的召唤”。由是不妨继续追问：难道读过就是“完成”？读完就可“终结”？如此一来，对作家的“理解”就能彻底“完满”了？
我们姑且认为，他的理解或许基于作品，其论断也可视作一种研究识见。然而，从他抛出（或曰“祭出”）的一揽子生猛判词来看，其所谓理解常常南辕北辙，论断更显耸人听闻。但凡有点文学修养，熟悉相关作品者，断不可能如此指鹿为马，更不会上纲上线，把充满爱力的人的文学，归结为杀气腾腾的意识形态教条。
王侃一直念念不忘的“保守主义”，大概是用来“理解”张炜的核心概念。其他诸如某某主义、某某冲动等含沙射影的关键词，可一言以蔽之，都是从“保守主义”这个帽子店批发来的小帽子。侃君的帽子生意如何开张，如何挑起了“保守主义”的幌子？原来，他发现张炜早就会用电脑，却“坚持用钢笔和稿纸——用最原始的人工方式写作”，并且“在很多公开的言说中表示反对现代高科技、反对现代性的一切核心表征”，于是，他认定这种思想言行就是“保守”，这种表现就是“文化保守主义”。
照此逻辑，如果钢笔稿纸代表保守落后，电脑、手机代表文明进步，那么，在AI可以替代任何纸笔的今天，是不是不用AI创作就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爱因斯坦喜好古典音乐，毕加索用毛笔学中国画，纳博科夫终生使用铅笔和索引卡片写作，难道这些引领潮流的时代巨子，都应被归为冥顽不灵的保守分子不成？
削头盖帽、张冠李戴是侃君惯用的“帽子戏法”。拿张炜的只言片语背刺张炜，用经过改装的张炜言论去反证其作品，再将作家与作品混为一谈，是其屡试不爽的看家绝学。例如，他摘取张炜的半句话：“今天的人类无权拥有这些高技术，因为他们的伦理高度不够。”便据此得出结论：“暂且不论其他，仅就张炜‘伦理高度不够’的这一批判性表述而言，多年来人们贴在他身上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标签几乎可以说是不偏不倚的。”
因张炜曾谈及“父辈的视角”，该论者便断言：“张炜的‘保守’可说是一望而知、一目了然、一览无遗。张炜在价值观上对‘父辈视角’的认同，与他在写作工具上对‘古老生产方式’的选择如出一辙，同工同构。”
又借张炜对“二元之勇”的肯定，反证其“深陷‘二元思维’”，认为“他的‘保守’呈现出强硬之姿”——强硬地反对一切社会变革，反对以“启蒙、科学、文明、进步”为名的“现代性”，甚至反对它在主流话语中所代表的“历史理性”“大多数”和“大趋势”。“甚至在方法和思维上也坚定地反对各种以‘多元’为名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解构’反对以‘解构’为名的种种企图中有可能暗含的针对‘父辈视角’的挑衅和对阵。”
大概不足五百字的篇幅，除了如出一辙同工同构之类的冗词，就是技术主义历史理性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多元解构前卫之类的“现代性”装置，几乎不容分说，就给张炜扣上了所谓“保守”“道德理想主义”“二元思维”的大帽子。看到“纸与笔的温情”“父辈的视角”便联想到守旧落后，看到“保守主义”“二元之勇”便归结为保守、反现代、二元思维。这种“一望而知、一目了然、一览无遗”的视角，果然“一目”，简直如同见到短袖子就想到白臂膊——如此风马牛不相及的指控，未免太过简单粗暴，太过“二元”了。
就像“封建”不等于“封建主义”一样，张炜所谈的“保守主义”自然不同于开历史倒车的“封建保守”。否则，他也不会惊诧于某些鹦鹉学者对现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概念一窍不通，只好直接开出扫盲读物，劝他们好好看看拉塞尔·柯克、托克维尔这些人的著作，以弄清何为真正的“保守主义”。
实际上，张炜与“保守主义”的关系纠葛早已引起学界关注，并得到客观深入的学术研究。例如，何宇宏、段慧如早就辩证了保守、保守主义的关系，指出张炜的保守主义不同于单纯表达负面判断的“保守”，而是一种带有“新保守主义”色彩的现代思维。文娟更对“长期以来认定张炜为保守主义的‘道德理想主义’及其延展而出的一组二元对立评论”进行了全面评估，使“长期以来张炜创作被‘保守主义’标签所遮蔽的丰富思想向度”得以发明，同时指出某些张炜保守论者惯用“不可靠叙述”“‘摘句式’的批评和打压”，其分析模式本身就是二元对立。此文早已点名颜敏、王辉、李劲松等人专以摘句式误读得出莫须有结论，但仍有“一目了然”者延续此类谬传，甚至越走越远：他们执意错把冯京当马凉，不仅混淆黑白，更蓄意准备了足够的污水。
王侃摘引的张炜言论主要出自《世界与你的角落——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值得一哂的是，在其寥寥无多的文末注释中，不仅将题目误为“世界和你的角落——在苏州大学的演讲”，还把发表时间2002年错标为2003年。此外，昆仑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世界与你的角落》，亦有两处注释将书名中的“与”错植为“和”。虽属校勘上的小瑕疵，却可见其治学态度。
凭王侃总是神启般仅借半句话就断定作家之意，我们也可推测，其科研手段大概就是一知半解、以偏概全，甚至有偷梁换柱、曲意构陷之嫌。且看他把张炜描述成了什么样子：
由技术、资本以及某种意识形态话语所承诺的现代性未来愿景，是这个世界上多数人愿意搭乘这趟单程列车随之疾驰的重要原因。像张炜这样，大声振臂疾呼要求下车并试图倒行逆施的人，在人群中显得有多么格格不入，多么不合时宜。
经过一番用心良苦的牵强勾连，他将张炜的洼狸镇比作了沈从文的湘西，并据此将张炜定义为和沈从文一样“反现代”，甚至“倒行逆施”的前现代遗老。最后，他还不忘意味深长地“倒吸一口凉气”，为张炜设想了一种可悲的下场：“如果他出现在一个更为暧昧不明的躁乱年月，若他与严复、林纾、章太炎同时，他会不会被判为文学史上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且不说那种线性进步史观所描述的未来愿景是否真的是“世界上多数人”心之所向，张炜不过是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表达了审慎的关切，仅是以清醒的知识分子精神思考现代性危机，何以就成了阻挡历史车轮的顽固派？但是，王侃就是言之凿凿：
张炜屡屡直言，电脑、网络、克隆技术等一切现代科技统统是“最可怕的东西”。
单看该论者转述的这句话，似乎至少表明张炜是反对现代科技的。然而，查证原文可知，张炜根本没有那般“屡屡直言”；他的表达显然完全不同，分明是另一种语气与立场：
没有对于物质主义的自觉反抗，没有一种不合作精神，现代科技的加入就会使人类变得更加愚蠢和危险。没有清醒的人类，电脑和网络，克隆技术，基因和纳米技术，这一切现代科技就统统成了最坏最可怕的东西。
这段话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张炜所警惕的，是没有节制的物质主义。他所说的“最坏最可怕的东西”，并非现代科技本身，而是强调人类要有清醒的科技伦理——否则，才会出现真正“最坏最可怕”的后果。然而，王侃君却掐头去尾，把张炜断章取义，塑造成了极端仇视现代科技的人——他说一切现代科技都是“最坏最可怕的东西”！
为了坐实张炜的“保守”，不惜制造虚假的张炜言论，这种科研手段也太过前卫了吧？所以你会看到，他能把《古船》中寻找遗失的放射性铅筒解读为张炜对现代科技的恐惧，把《九月寓言》中煤矿开采导致村庄坍塌解读为“追记和抚挽”逝去的农业文明，把《融入野地》解读为张炜因现代化导致的礼崩乐坏而有所谓“返魅冲动”，甚至因为《橘颂》中的两个老人研究古文字和古海洋生物，又要强加了一顶“原始主义”的新帽子。为了将张炜押进帽子店，兜售所谓“张炜保守论”，侃君手段之繁复，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由此再看他将张炜比作“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所谓“倒吸一口凉气”的深意不言自明——分明就是敲山震虎，分明就是阴鸷的恐吓。
刘烨园先生曾说：“阅读张炜是需要一定基础的。”他指出，不能以习惯的、肤浅的方式对待一个用生命来写作的作家，并强调“阅读张炜需要一定的修养”，必须以纯粹的精神状态，方能进入其文学世界。现在看来，侃君的表现恰好印证了此所言不虚。
不读文本的轻慢，已表明最基本认知的缺失；将“保守主义”简单等同于保守、将“现代性”混同于“现代化”、把《柏慧》拆解为简单“二元结构”的论述，更显露其根本不具备理解张炜的学养。由此可见，批评张炜自有门槛：不论你是跳脚骂街的高中生，还是有点学问的汉子，若不具备“大其心”的诚恳与修养，终不免只能“站在门外往里观望”。
大先生尝言，某些批评家惯于“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合的就好，不合的就坏”。那些“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仗“天经地义”之名来践踏文坛者，实为“滥用批评的权威”。侃君也正如此，虽然他并非权威，没用圈子，却有无数“帽子”：为了给张炜扣上所谓“主义”的帽子，他不惜歪曲文本、捏造证词，甚至出语威胁，强拉就范。就像生有嗜痂之癖，更常以恶趣味乃至恶意暴殄天物，这算得哪门子文学批评？
这种毫无修养、嗜痂成癖的批评家，亦复休矣。
三、文学批评岂能毫无操守
本雅明说：“批评所探寻的是艺术作品的真理内涵，而评论所探寻的是其实在内涵。”他以化学家与炼丹士作比，前者分析柴与灰，后者追问火焰本身的生命力之谜。然而，某些学者教授之流，莫说追寻真理的火焰了，就连抓出一把灰烬，也比登天还难。
就像张炜遇到的王侃君，虽经几番对阵颉颃，却只知搬弄几个蹩脚的术语，总是从教条到教条，既无深度的开掘，也无独立见地，结果只剩阴阳怪气、心意难平。其行文逻辑混乱，论证悖谬，而且材料粗疏，文风乖戾，简直不堪卒读。且不说加了引号的“反动”“保守”，动辄就“异端”“偏执”，发出“悲鸣”，交上“投名状”云云，哪里能看到言说的善意？对作家欲加之罪，对文本未读先判，对文学的复杂性全无触及，此等奇文堂而皇之地刊于卷首，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这种背离文学本质，毫无批评精神，专以人身攻击为能事的所谓文学批评果然百无禁忌。我们不禁要问：如此批评，操守何在？
事实上，某些评论家之所以粗粝失格，未必全赖学术能力，其症结更出自主观上的偏执与故意。一个心有尺度、尊重文本的人，怎会轻易放弃底线，睁着两眼说瞎话？张炜所遭遇的，也并非个别学力不足的半瓶醋，而是一整套贫乏僵化、吞噬文学活力的批评机器：它以主观臆断偷换文本，以标签套话替代论证，以动机推论充当旁证，以情绪性判断抹平文学的复杂性。
这种放冷箭式的论述方式，其逻辑一如“疑罪当诛”——只要扣上一个帽子，便要将一部毛茸茸的文学作品攒射得千疮百孔，仿佛不将之置于死地便不足以显示批评者的战斗力。问题不在于谁放了冷箭，而在于这套批评方法论本身夹带着陈腐的病根，其背后的批评生态更是暗藏系统性的伦理危机：当下的文学批评之所以少有明敏的洞察与正当的判断，多半囿于其伦理立场的暧昧不明。唯有批评者重建独立的批评精神，方能重回文学本体，让凯撒的归凯撒，文学的归文学。因此，有必要对那种非文学的伪批评作一廓清。兹以荣登卷首的《儿童文学的消逝》为例，对其中若干常态化的谬误与偏狭予以剖析，非为纠缠兴讼，只愿从细处着手，为文学批评重拾应有的分寸与尊严。
首先必须注意的是，王侃对其评论对象一直抱有根深蒂固的成见。据其表述，这种成见源自他早期的张炜阅读史、接受史。当时正值“人文精神大讨论”之际，所谓“道德理想主义”的说法虽“在很多语境中都贬义居多”，他却“认为这对于张炜并非一个不恰当的标签”，理由是张炜说过人类的伦理高度不够，“我认为，光凭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断定张炜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所以，这个标签对于张炜来说是大体不谬的。”
一旦把张炜牢牢定性为“道德理想主义者”，批评者对作家作品的阅读、理解便常规性地打上了这个“贬义”的烙印。此后，无论张炜出了多少新作，获得多少崭新的标签，侃君做出的“今识”也绝无新识，只是在既定的旧框里自说自话。所谓“保守主义”“二元思维”等，不过是从“道德理想主义”循环增生的同义项。表面上，他似在不断刷新批评概念，实则不断加重这一标签的负面价值，使其从“保守主义”滑向“民族主义”“原始主义”，最终由“原始主义”推出“张炜认可丛林法则、默许宗法制”的极端结论。
且看《儿童文学的消逝》如何操作：第一步，先预设一个结论——“在张炜那里儿童文学消逝了”；第二步，提出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那他为什么要写有儿童文学气质的作品？他的动机是什么”；第三步，不去分析作品，而是直接抛出另一个更宏大的结论——张炜是民族主义和原始主义者，儿童形象和童话气质只是借以表达这种主义的文学修辞，从而巧妙“解释”了第一步的结论和第二步的伪问题；第四步，通过强调“张炜修辞性地借助了儿童，但他的思想表达最终必须超克儿童”；最后得出结论——“这就是为什么张炜要否认儿童文学的边界设定，从而否认他是跨界作家，以致儿童文学在他那里消逝了。”由此，他便自认为“圆满”论证了自己的结论。
张炜不承认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消逝了（A）；
→张炜是民族—原始主义者→他的儿童气质只是一种表象（B）；
→张炜借儿童倡扬民族-原始主义→他反文明、反现代（C）；
→张炜的思想表达要超越儿童→否认儿童文学的边界设定（D）；
→张炜否认他是跨界作家→所以儿童文学消逝了（A）。
这种论证模式看似环环相扣，却是从A到A的“自指循环”：预设的性质成为解释的前提，而解释的结果又反过来强化预设，使整个论证体系在同一成见中自我验证、自我封闭。表面上呈现的是概念的不断增殖，实质上却是同一偏见的循环复写。表面上讨论张炜的儿童文学观，背后目的仍是巩固他的一贯定性：无论张炜写什么，都是一个反现代的保守主义者。
事实上，王侃对张炜批评无一不是这种套路：将早已预设的指控加以递进式放大，把最初的偏见不断推向更尖锐、更诛心的终点。因此，我们看到，以前置结论进行定性式批评，是其屡试不爽的惯用话术。尽管他只读过张炜几本书，摘过张炜几句言论，却不妨碍他用强硬定性的方式发表所谓“视点”，也不妨碍他带着预设的定性去捏造虚假证据——例如给《古船》戴上民族主义的帽子，断言《寻找鱼王》呈现原始主义倾向——最终以原地打转的循环论证，祭出对张炜“反文明、反现代”的荒谬指控。
这种浅薄偏执、乱扣帽子的文学批评，该当休矣。
其次，必须警惕的是，这类立论几乎是所有逻辑错误的根源都源自典型的“意图谬见”。批评者往往将作家的言论、观点与其创作意图乃至作品本体混为一谈，用作者的观念取代文本意义，以外部言说覆盖作品本身的复杂性与开放性。例如，流布甚广的“道德理想主义”之说，其最初的来源大概是作家本人曾不经意的一段话：“我们的文坛一直缺少的，就是沉重的道德感和理想主义。山东作家之所以还有存在的必要，主要是他们还葆有这么一点点东西。”发表这番言论时，张炜尚未写出《古船》，然而所谓“道德理想主义”却像马尔克斯所说的“香蕉皮”，不但诱发了大量“从A到A”的循环阐释，也让张炜在其后的创作中被层层贴上新旧互渗的“主义”标签，被不少诛心者用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作为指控其“传统”“保守”，乃至“反现代”“反进步”的回旋枪。
一口咬定“张炜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态度鲜明”的王侃君，正是将作家言论转化为“意图谬见”的典型例子。正如批评家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指出的：文学的存在既非起因也非终点，而是一个自足的实体。它是公开的，而非私密的；它在语言中被把握，而不是从作者或读者的内心中去寻找。解释文本必须以作品本身为依据，而非以作者的意图、观念或言论作为权威指标。一旦以作者的话语替代文本的自身结构，甚至完全脱离作品，批评便会滑向观念附会而丧失独立性。20世纪90年代“寻根文学”的许多批评便深陷于此：评论者以作家声明、访谈、文化立场界定作品意义，却很少返回文本的语言、叙述与象征系统。同样，为韩少功、莫言贴上“原始主义”“乡土暴力”的标签，究其原因，多半源于作者言论的拼贴与道听途说，而非真正的文本细读。这种批评常以“作者观念—作品意义”的直线推导，粗暴取代文学复杂的生成过程，使作品沦为观念的附庸。
王侃亦复如是。他的批评方式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自我复制：无论何种作品，只要纳入他的“理解”，便会被迅速折叠为同类“证据”。在这种循环推论中，他永远可以自圆其说：倡扬保守主义的作家写出保守作品，而写出保守作品的作家自然也是保守主义者。布鲁克斯提醒我们：“文学作品不是根据公式创作出来的；批评家也不可能提供创作的公式。”可是，有些批评者的看家本领就是把“意图谬见”变成批评公式。
例如，有人逮到张炜的所谓“文史硬伤”，兴致勃勃地号召大家都来逮“虱子”，却闭口不提这些“虱子”不过是小说人物的“语言表演”。他们把作家有意刻画人物的副文本当成作品的硬伤，反而洋洋得意地嘲讽张炜“半桶水”，殊不知这“半桶水”正是某些批评家的自身写照。又如，一些索隐派评论家，将《古船》《家族》《独药师》等作品中的所谓“望族重构”，硬套为张炜的家世及其个人经历，从而指责他囿于“我执”“我爱”，“铺叙望族诗意而光荣的历史”。孰不知，种种不满指责，都起自索隐者困于“我执”的强制阐释。如此上下其手、移花接木，文学岂容如此亵渎？诚如大先生所说，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顾及作者的全人及所处的社会状态，否则便近乎说梦。
那种谬见汹汹，近乎说梦的文学批评，亦当休矣。
为了确保前置定论看似成立，立论者必须建构一套自洽的“意图谬见”，而为使这种意图谬见言之有据，又不惜拼凑作家语料作为“证据”。然而正如前文所指，王侃援引的材料往往经不起最基本的推敲。单是《儿童文学的消逝》一文，便多有事实偏差。
例如，他费尽心思找来的活靶子：“张炜似乎不太认可‘儿童文学’的提法，他甚至不承认有一种称为‘儿童文学’的文学……所以在张炜那里儿童文学消逝了。”表面看似缜密，实则破绽百出：
先用“似乎”制造一个模棱两可却有明显倾向的虚假前提（张炜“不承认儿童文学”）；
随后又以肯定语气偷换概念，将“不承认儿童文学”改写为“不承认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有界限”（张炜不承认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最后顺势推出一个在逻辑上毫无必然联系的结论（儿童文学“消逝”）。
之所以能从虚假前提导出这一毫无必然性的结论，只因他需要这个结论——以此反向证明他早已设定的前置立场。这种推理模式前提不实、概念混乱，结论无从推出，却极易误导读者。
事实上，张炜一向把儿童文学“看得很高、很重”，称之为“了不起的大事业”。这样的作家断不会“不承认儿童文学”。他所坚持的，只是儿童文学与文学之间不必人为设“壁”：儿童文学首先要是文学，不应被窄化为过渡类型；孩子爱读就是儿童文学，成人爱读便是成人文学。这种温和而开放的看法，竟被歪曲成“儿童文学的消逝”，真可谓鸡同鸭讲。照这个逻辑，白马非马竟是至理箴言乎？然而，侃君似乎比公孙龙子还会离坚白，硬生生就把张炜打到了儿童文学的另册，把他打成了儿童文学的反面教材。
更为荒谬的是，王侃不但刻意制造作家与时代、公众的对立，还把火力引向了更易引起公众仇恨的伪道义制高点:他把张炜解读成了为丛林法则、封建宗法制背书的“原始主义者”。其理由仍源于一成不变的偏见和误读：“他的民族主义会让他倒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而他对现代性的批判会导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原始、最远古的那部分的认同。”——同样以二元思维非此即彼的方式，把张炜打回了原始社会。
更离谱的是其推理方式：儿童是野蛮人、原始人，野地意味着礼失求诸野，于是张炜写儿童，写野地，就等于写“野”，写“野”就是现代的反面，就是朝向“原始”的历史溯源。（照此逻辑，侃君以“侃”为名就擅长胡侃瞎说？）
紧接着，他又从《寻找鱼王》挖出了张炜的所谓“原始主义倾向”，甚至耸人听闻地宣称：这种倾向“甚至极端到对丛林法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默许”。然而，王侃根本未对文本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分析，而是先设结论再附会文本：先假定“现代性是宗法制的敌人”，再说“张炜对现代性持激烈批判态度，因此偏袒宗法制度”，继而得出“张炜并未对族长及宗法制表示出任何不逊”的荒诞结论。为了强化这一结论，他照例搬来作家现身说法：
因为张炜说过：丛林是要有老虎的；虽然老虎会很残忍地吃掉很多动物，但是森林里怎么可能没有老虎呢？——张炜认可丛林法则，默许宗法制，追索原始主义的思想逻辑可见一斑。
张炜从未主张反现代，他的写作非但超越“老大帝国”，甚至不乏现代的激进。《寻找鱼王》中的旱手鱼王、水手鱼王明显反丛林法则、反宗法制，作品分明是对老族长及所谓宗法势力表现出充分的“不逊”。怎么经其一“侃”，竟是走向了现代的反面？难道他看到的是《族长万岁》不成？
循着王侃提供的“证据”，其中的猫腻昭然若揭：所谓张炜的证言，来自《寻找鱼王》附录的答编辑问。编辑因为联想到《1984》的老大哥，便提问小说中的“老族长”意味着什么。张炜的回答如下：
老族长像影子一样，无所不在却又一次也没有把脸转向我们。他是生活中的一个巨大阴影，所以他才可怕。大山里如果没有老族长，就像深山莽林中缺少了老虎一样，也很遗憾。老虎是受保护的动物，可是他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他只要活着，就要吞食很多活的生命。
张炜的立场十分鲜明。他以老虎比喻“老族长”，旨在揭示一种压迫性的阴影，呈现身处强权之下的无奈与警觉，而非歌颂弱肉强食。然而，在王侃笔下，这段话又被裁剪成一句虚假的“证词”，原文的情感、语气和价值判断全被抹掉，甚至被反向解读为“默许丛林法则、偏袒宗法制度”。这一指控，不仅歪曲了原文原意，更无异一种污名化的蓄意构陷。在倡导多元与包容的当下，这种沉重的政治性指控，难道是要把作家推上人人喊打的审判台？
所谓“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一个评论家，竟以造谣抹黑、煽动仇恨为能事，岂非要将评论变为诬讼？
如此背弃批评本质，泯灭操守的所谓文学批评，定当休矣！
结语：不可妄用文学批评
行文至此，不禁心意苍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正如萨义德所言，真正的批评家应保持独立的判断，不随流俗，不为偏见所动，敢于直言。然而，直言不是肆意妄言，更不是人身攻击；文学批评断不该沦为文学批斗。可叹的是，当下某些评论却以扣帽子、打棍子为酷，悠悠众口亦随之快意恩仇——人们抓住了傲慢与偏见，抓住了喧哗与骚动，却唯独放走了文学。
更可悲的是，在这纷嚣背后，一些故作姿态的学者教授，其见识之狭隘、用心之幽暗，比某些野生批评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发起的“运动式”批判，早已脱离学术正轨，沦为挟带私怨的大字报。
其论调之狠厉，俨然欲将作家彻底消灭：“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标签，是把人钉上历史耻辱柱；“默许丛林法则”之诬，更是将人判为全民公敌。若任其将作家污名为逆流而动的“反动”“异端”，舆论的绞杀与无妄之灾岂不接踵而至？想到此处，不禁脊背发凉，方才明白，持论者之所以屡屡脱离文本误读误断，原来是要把“投名状”“倒行逆施”“桐城谬种”这么可恶的帽子扣到作家头上。
这类泛政治化的指控，既背离文学本体，也践踏批评伦理，本质上是公理与良知的溃退失守。其症结不在学养，而在姿态——他们惯于站在一刀切的审判席，把复杂的文学现象当成手起刀落的菜市口。为了批评不再异化为构陷，必须坚决捍卫这一底线：不作伪，不妄断，不以辞害志，更不可一言陷人。
王统照先生早有告诫，批评“不可滥用，尤不可妄用”。重温此言，尤当警策。我们不敢奢望所有批评家都能重估价值，但至少，批评应有益于文学。鲁迅曾讽刺那种“灵魂上挂了刀”的批评家，现在看来，某些偏执论者，自恃操有决人生死的砍刀，其刀锋所向，早已偏离文本，指向的是作家的声名清誉。
即如王侃这般，灵魂上挂了砍刀的批评家，休也不休？
最后要说的是，我和王侃，本就素昧平生，只因文学批评，才会隔空对弈。我们或许相识，却未必曾经相认。假如未来可期，“我仍然愿意用‘非常期待’来表达我对这位诗人的期待”。
当然，我更期望的，不只是浴火重生的批评家，更有推诚相见的批评精神。